[15]随着社会的发展，单一所有权概念及所有权弹力性理论已经决然无法回应渐趋复杂的社会现实。
这就给法律系统的变迁与调整提供了机会。传统对政治的理解，往往忽略了政治的系统性，而更专注于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性质。
隐含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的争论，为理解当代中国宪法学基本现象与性质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的论辩空间。在形而上学宇宙论崩解以后，最高主权自身的正当性，也成为问题。一言以蔽之，系统论宪法学有助于透过宪法现象的表象，更深入地理解宪法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与机理，用卢曼的社会学术语说——系统论宪法学提供的是一种宪法的社会学启蒙。例如，韦伯认为，权力就是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己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
这个规定就以总括性的方式设置了法律系统对政治系统发生影响的界限与条件。社会类型的变化导致了大量新问题，刺激了法律规则供给数量的激增。就此而言，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由外而内地从环境向系统传递的，只能是系统内部制作出来，因为只有系统内部结构限制的选择的范围，也只有系统能够通过运作的差异制造信息。
全社会对政治系统提出的这三个要求，通过政治系统内部进一步分出的三个子系统来执行——公共舆论、最高决策权和理性官僚制。另一方面，这也是绝对主义国家君主与封建领主之间对抗与斗争，扫荡封建君主的堡垒，形成统一国内秩序的后果。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都各自承担了不同的专殊化功能，因此二者各自的内部结构，都围绕着各自专殊的功能生成。为此，一方面政治系统必须对社会的剩余复杂性足够敏感，同时又必须具有做出决断的足够权威，以及充分的执行与贯彻能力。
由此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既实现外部环境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联，又使得外部环境中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联被强化，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弱化，甚至被直接取消。总的来说，宪法乃是政治系统内部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与过程确定政治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边界的过程与结果。
相对于有待解释的法律文本而言，宪法秩序生成的逻辑与过程具有更为根本的重要性。由政治决策的被执行/不被执这一组差异所制造的信息，仍然是政治信息，而非经济信息。政治系统往往需要一种相当快的回应速度，而法律系统回应速度则往往相对缓慢。对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加以此种限制的好处是，系统可以对外部环境的某些特定类型的刺激，产生更精细与敏感的反应。
其四，政治宪法学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的视觉偏差，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其在方法论上受制于一般社会科学的因果性问题的制约有关。宪法中关于立法权限及程序的内容，则是从正面规定，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哪些符合宪法的程序与方式，对法律进行刺激和影响。因此，系统论宪法学能够大大深化和丰富我们对转型时期中国宪法的认识与理解。对我来说，这是一条信息。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信息理论奠基人之一格雷格里?贝特森将信息定义为制造差异的差异：当外界的刺激成功地在系统内部制造出信息，从而使得系统根据这个信息做出选择时，一个新的差异（也即新的信息）产生了。
如何理解宪法的法律属性与政治属性及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争论的焦点。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系统自身的运作，而不是由环境预先设置的。
如果说，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分别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基于各自角度对宪法的观察，则社会系统理论在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外，提供了理解宪法性质的第三种路径， 不妨将其称作系统论宪法学。对系统论宪法学来说，政治优先论乃是法律系统为了隐藏自身合法/非法的二元化代码运作而采取的一个隐藏自身悖论的策略，而同样的策略也存在于政治系统隐藏自身主权悖论的运作中。信息的本质是，在某些可能性的范围内，对某种可能性的选择所带来的惊讶效果。在计划经济中，政治系统否认经济系统的运作封闭性，通过政治系统掌握的大量资源，直接介入经济系统的运营过程中。此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来自法律的授权，而法律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可以将权力辐射力传导到最远的范围。反过来说，法律系统环境中的许多非政治性和非经济性的因素，如果要引起法律系统的关注与接纳，就必须通过转道政治系统这样一条相对比较迂回的 道路：该因素往往必须先要作为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因素，刺激政治系统，先引起政治系统的共振，然后在政治系统内部制造出差异与信息，通过政治系统的调整，再进一步地通过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的刺激，引起法律系统的共振，在法律系统内部制造信息与惊讶，最终达到被法律系统接纳与调整的目标。
只有当权力是一种合法权力，即掌权者与服从者是一种法理型的权威关系，权力的效应才能够最大化地被激发出来。根据马图拉纳的研究，生命系统的特征是，其自身的运作只能通过其自身的运作网络而生产。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列举并详细阐述了立法者造法失败的八种情形，无一例外都表明了，纯粹主权立法者的意志，在治理现代大规模复杂社会时是多么捉襟见肘。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替代它。
宪法构成了实证法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最后根据。因此，主权的绝对性来源于立约的神圣性。
结构耦合概念最初来源于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智利生物学家马图拉纳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生物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时提出了该概念。立约的特定时刻，是一种神圣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起源，一个启示的时间，是一个人民做出根本决断的时刻，也是一个立宪的时刻。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必须在中国全社会演化的大背景之下，共同演化。中国的宪法学与法理学，都必须是一种转型中国的宪法学和法理学。
如果说，社会系统也是一个自创生系统，其通过系统内部的递归性生产网络不断地生产自身的要素（事件），而这些要素既是这个生产网络再生产的前提，本身又构成了这个生产网络。成文宪法以法律的合宪性取代法律的正当性，本身就表明了对法律自身之合法性不断无限往前追溯之链条的截断。
系统的开放性以系统的封闭性为条件。在这场争论中，规范宪法学的核心立场是坚持宪法的法律属性，并基于宪法的法律属性而主张宪法教义学的方法论。
用系统论宪法学的眼光观察政治宪法学研究，则政治宪法学研究凝结出来的重要成果就是指出，法律系统并无法将自身隔绝于其环境，尤其是其环境中的政治系统而单独发育成熟。用信息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模拟性的协调，而非数字化的协调。
在结构耦合关系中，环境被分成了两类，一类能够对系统发生影响，另一类无法对系统产生影响。因此，政治系统要获取法律信息，就必须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与渠道，将法律信息转译成政治信息，从而才能够对法律系统的变化，做出某种回应与处理。可以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对系统与环境之间因果关系产生的此种影响称为因果关系的渠道化（the canalization of causalities）或因果关系的条件化（conditioning of causalities）。因此，结构耦合对于耦合着的诸系统来说，是必要的和构成性的它定义了各自系统的过程特征，以及系统自身。
例如，从社会分化的逻辑来看，现代宪法的权力分立理论取代了古代政治混合政体理论，恰恰是政治系统内部政治与行政系统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与反映。这就意味着，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自身就必须发育充分，即建立其各自的运作封闭性。
又如，一幅北京市地图未必是信息，但是，用百度地图APP导航时，它就不断地为我们提供信息。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
因此，在古典自然法理论中，创造法律是不可能的，立法者所能做的不过是发现法律，立法与司法是没有区别的。在此基础上，政治宪法学主张在方法论上突破宪法教义学的局限，探索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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